中华石化网讯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上，各国领导人拍板表示全球升温要在本世纪末控制在2℃以内。

但是，2℃目标开始迎来新一轮的挑战。

“往回看，我低估了气候变化的风险，地球和大气吸收的二氧化碳比我们预期的少很多，而且排放依然大幅增长。我想我应该更强烈的认为4℃至5℃的风险。”全球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作者斯特恩爵士在日前召开的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接受采访时表示。

气候谈判的不负责任以及过度依赖化石能源，2℃不能完成的现实正一步步进逼。

2013年1月24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联合荷兰智库Ecofys近日共同发布《气候临界点》的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了目前全球14个新建的大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将会使全球升温进入5℃至6℃升温轨道。

而这份《报告》与2012年11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关于全球升温4℃的报告都体现了2℃目标实现的难度。

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邓萍对本报记者指出：“这14个项目如果完全实施，可能彻底关上我们控制升温在2℃内的希望。”

据了解，2012年至2050年，这14个项目将开采、生产以及消耗预计可向大气中累计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00亿吨。

毫无疑问，这势必也会将全球排放峰值的到来推迟。

“以前我们提出2015年全球需要达到峰值，但是现在看这肯定实现不了。峰值的到达应该往2020年以后算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北京代表处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本报记者表示。

全球14个项目或占“碳预算”总额30%

此前，为保证控制升温在2°C之内，气候专家们为达到这一目标把可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设定了排放阈值，称之为“碳预算”，可理解为一个温室气体排放的临界点。

2012年11月，IEA在其年度报告《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到，如果想要达成2°C的目标，那么必须在2050年前，把化石能源消耗限制在全球探明储量的1/3，这部分化石能源使用空间即为全球目前的“碳预算”。

然而，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尼、巴西等国家的14个大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将会直接影响全球升温，并且项目持续下去将会对环境带来负面影响。

“这些项目的特点都是新建项目，而这些项目的生命周期都会长达30-50年。这14个项目的排放预计将于2050年占到上述”碳预算“总额的30%。”邓萍对本报记者表示。

具体而言，2012至2050年，这14个大型化石能源项目将开采、生产以及消耗496亿吨煤、29.4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和2600亿桶石油，预计可向大气中累计新增排放量30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将在2020年度向大气中增加6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超过美国2010年度排放总额，导致全球的排放总量较2011年增加20%，推动全球气候进入5℃~6°C升温轨道。

据了解，上述14个化石能源项目分别是：中国西部煤电基地扩张，澳大利亚大规模扩大的煤炭开采和出口，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油砂田开采、北极石油开发、巴西海岸外盐层下深海石油开采，伊拉克以及墨西哥湾深海石油开采，哈萨克斯坦里海石油开采、，土库曼、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里海天然气开采，美国页岩气开发以及非洲天然气开采。

“这14个化石能源项目的规划出台是全球经济对化石能源依赖成瘾的又一体现。”绿色和平国际总干事库米·奈都说。

中国西部煤电基地临压

根据邓萍介绍，中国西部煤电基地的扩张对全球升温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并且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在总量39亿吨的控制目标下，“西部煤炭产量20.9亿吨，占全国的53%。”这里的西部是指内蒙古、陕西、新疆、宁夏、甘肃、贵州、云南、重庆和四川。

而其中，仅内蒙古、陕西、新疆、宁夏、甘肃五省区级“十二五”规划煤炭产量就已经超过了20.9亿吨，占全国总量57.9%。较《规划》中的比例提高4.9%，增加约1.68亿吨。

此《报告》指出，对于全球而言，与2011年相比，到2015年中国西北五省区煤电基地扩张预计将新增排放约14亿吨二氧化碳，约占上述14个项目总排放量22%，几乎相当于俄罗斯2010年的总排放量。

事实上，这样大规模的开采对当地的气候也有明显的变化。

根据资料显示，西北地区年和各季平均增温率都比全国平均要高，近50年区域年平均气温变化幅度达0.37°C／10年，而华南则为0.16°C／10年。另外，这一地区的气候变化对水资源造成严重影响，约82%的冰川处于退缩状态，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的近50年期间冰川面积减少了45%。

“发改委应该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角度，重新审视煤炭工业的发展和规划，确保《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煤炭总量目标在地方对应的规划中得到执行。”邓萍表示。

峰值推迟？

《报告》结合“碳预算”分析指出，如果想保留《斯特恩报告》中所指出的控制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不超过2°C的75%可能性，则需要控制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量在2010至2050年内不得超过1050Gt二氧化碳当量；其间，全球排放峰值最迟不得晚于2016年。

“按照2°C的要求，达到全球峰值的最佳时间应为2015年，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这是肯定不可能的。”杨富强对本报记者表示。

如果本世纪末非要达到2°C的目标，达到峰值的年份越往后推，所带来的成本会越大。

按照此前科技部部长万钢的说法，中国的排放峰值或将在2030-2040年期间出现。“如果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叠加起来峰值越往后的话，越难实现2°C，除非采取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杨富强表示。

气候谈判中唯一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已名存实亡，全球峰值必定往后压。

杨富强指出，“现在仅有德班平台，但是即使要出台有约束力的条款，也要在2020年之后了。”

近年来，中国国内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能源减排行动，但是中国仍需要进一步调控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按照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2012年度研究成果，2011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6.6吨，虽然与美国的人均排放17.2吨相差甚远，但距离欧盟的人均排放量7.3吨的水平越来越近。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近期表示，中国的低碳发展目标要尽快确定，碳排放强度需要大约每年下降7%左右，而目前下降只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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